三是从结算货币走向计价货币和贮藏货币。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全球贸易能力在新冠疫情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份额连年提升，这是推动人民币在SDR篮子货币权重上调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人民币跨境流通主要集中在港澳台地区和东盟等周边国家。

一是从区域化走向全球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我国加快金融改革和开放，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和外汇交易份额上升贡献了约0.44个百分点。2018年进一步明确，凡依法可以使用外汇结算的业务，企业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结算，并推动本币优先理念落地。此外，我国不断通过双边货币协议建立人民币金融安全网络，加强与各国央行合作，作为第一大出资国加速构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区域金融安全网，为区域经贸金融稳定持续作出贡献。2010年，明确香港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可按照本地法规为客户提供相关业务，唯有人民币资金跨境时须符合内地有关规定。

2022年1月至8月，人民币结算份额回升至17.9％。越来越多国家表达了对开展人民币业务、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兴趣。在货币当局总资产构成中，外汇资产占比最高时超过80%（见图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本着底线思维，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如果过去这套依赖外储发行和土地吸纳的货币供给体系不能及时转型，面对重大外部冲击和有准备的战略性攻击时就难以应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之间的收益分布情况，与产业经济领域微笑曲线所揭示的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分布情况类似，形成了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见图1）。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规律，这些资产或实物的价格可能会随市场交易状况变化而波动，但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保底价值。

由于遏制新兴经济体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关系到其根本利益，美国必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持这种靠货币扩张在全球获取收益的国际秩序。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窗口期，加快调整货币供给模式，对冲外需下降和投机资本战略攻击的负面影响，就可能化危为机，形成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局面。

据此来看，央行通过这个渠道发出的基础货币，其货币乘数与农村生态资源产品的市场交易活跃度有关。1938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晋察冀边区提出边区货币政策三原则时就强调，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集体经济组织获得资金，用于村域范围内生态资源开发的基础性投入、维护性投入，向成员支付资源使用租金，以及在板外市场托底回购等非直接经营项目的费用。对于纸币，马克思指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本身并没有价值，因国家强制才得以流通，但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在此基础上，吸引村民按照规定比例，以资源入股或以现金配股，使村民与集体形成紧密的财产关系。目前，美元仍然是全球贸易结算领域第一大支付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直到19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才转向纯粹的信用货币。于是，我国在2014年就连续出台了放宽金融管制的一系列创新，包括衍生品交易、放宽场外的配资，以及允许各种各样的民间资本直接进入虚拟部门，直到2015年6月股市一度濒临崩盘。

在操作中，可以通过促使县级平台公司向生态化开发转型，联合县域内各类金融机构，把担保、保险、信托、投资等多种金融工具嵌套，对乡村振兴作投融资服务。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样是靠手中掌握的绝对充裕的物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运大协作，集中兵力打赢了与投机商的米棉之战，抑制了主要大城市的物价上涨风潮。

这会进一步扩大集体经济资产规模，有助于实现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下行期保持生态资本市场稳定的双重效果。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凭借其军事优势和货币强权向全球剪羊毛、收取铸币税。

（一） 货币经济和资源经济占有主要收益形成的国家竞争微笑曲线 当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竞争形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基本格局。生态资源由于天然具有保值增值的潜力，被称为绿色银行，十分符合资本过剩压力下投资人追求稳定预期收益的需求。（三）推动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 生态资源由于具有自然多样性和多重正外部性，且分散在广大的农村，若简单化地推进个体化的市场交易，则必然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和负外部性问题，造成市场失灵。由县、乡一级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管理平台作为开发主体，一是提高了对外谈判的能力。只是演化成信用货币后，超发、滥发所产生的问题就极其突出。或者，先用地方性农业担保公司、自有基金为其增信，来分散银行风险。

所以，当前要畅通国内大循环，迫切需要推动货币供给的创新随着不稳定的单边升值预期推升人民币结算份额被纠正，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国，人民币需要更多的职能。

三是从结算货币走向计价货币和贮藏货币。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人民币是不可兑换货币，也不被允许出入境。

我国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曲折而艰辛的探索。2018年以来，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原油、铁矿石、精对苯二甲酸、橡胶期货等产品开始引入境外交易者。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明显加速，人民币股票和债券相继被纳入全球主要股票和债券指数，股票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跨境ETF、两地基金互认等互联互通项下的人民币资金跨境双向流动稳步增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我国加快金融改革和开放，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和外汇交易份额上升贡献了约0.44个百分点。21世纪以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2012年，允许任何拥有进出口经营许可的企业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截至2022年9月底，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合计9.51万亿元，较2015年5月底增长1.07倍，其中，合计持有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占比68％，提高了34个百分点。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人民币跨境流通主要集中在港澳台地区和东盟等周边国家。

人民币计价和贮藏功能不断增强。人民币在SDR篮子货币权重的上调，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持续推进金融开放成果的认可，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进展。

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SDR篮子货币定值重估，维持了人民币第三大权重货币的地位，同时将其权重上调1.36个百分点。2015年811汇改以来，我国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可兑换合二为一，加快了在岸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步伐，人民币国际化转向在岸驱动，境外直接可以在境内购买人民币资产。

2004年起，在港澳地区先后启动个人人民币业务试点。2010年，明确香港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可按照本地法规为客户提供相关业务，唯有人民币资金跨境时须符合内地有关规定。2015年之前，人民币国际化是在岸严格管制，通过离岸市场驱动，境外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主要是在香港持有个人人民币存款或人民币点心债，再通过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转存境内、对境内贷款或通过本外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渠道买债。截至202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累计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超过4万亿元。

2020年底，已有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共授权境外人民币清算行27家，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但811汇改后，升值预期消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快速下降，2017年低至11.8％。

我国1994年初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底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018年进一步明确，凡依法可以使用外汇结算的业务，企业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结算，并推动本币优先理念落地。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经历了从不可兑换货币逐步走向国际化货币的发展演变。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